經濟學家圈近期獨家專訪了北京環境交易所總經理、北京綠色金融協會秘書長梅德文。以下為全文:


經濟學家圈:您怎么理解碳達峰和碳中和?中國碳中和有著怎樣的機遇與挑戰?

梅德文碳達峰、碳中和對于中國非常重要,中國碳中和面臨巨大的挑戰,同時也迎來巨大的發展機遇。

根據著名的卡亞模型,一個國家的碳排放取決于人口數量、人均GDP、單位GDP能耗強度、單位能源碳排放強度。按照發展和排放的關系,可以將不同國家的排放大致劃分為幾個類型,歐美日等發達國家是低排放、高發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是低排放、低發展,中國過去和現在的發展都高度依賴排放,所以是高排放、高發展。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去年GDP是100萬億人民幣,但是我們也是世界最大能源消耗國家,去年能耗50億噸標煤。我們為什么能源消耗這么多呢?這是因為我們的經濟、能源結構決定的,所以說,中國碳中和壓力巨大,這是因為:

第一,經濟結構。眾所周知,中國是世界工廠,第二產業占比較高,固定資產投資在GDP占比超過40%,中國經濟過去靠大拆大建、大修大補這種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模式,這是不可持續的。這是我們的宏觀經濟結構,需要調整。

第二,能源結構。我們的能源結構是“富煤、貧油、少氣”,中國氣候事務特使解振華主任近期強調,中國能源消費結構,煤炭消費占比仍然超過50%以上,我們的單位GDP能耗強度是世界平均值的1.4倍,是發達國家的2.1倍,而單位能源碳排放強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另據統計,去年,中國化石能源占比仍然接近85%,可再生能源占比只有15%左右。一般而言,發達國家能源轉型的路徑首先是煤,接著是油和氣,再然后才是新能源,是這樣的能源轉型三階段,而去年,我們石油的對外依存度73%,天然氣對外依存度43%,這都是非常高的,我們中國的能源轉型只能一步到位到新能源,這是很困難的。

另外一方面,碳中和的機遇同樣非常巨大,甚至說是千載難逢。因為碳達峰碳中和相當于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倒逼機制,倒逼中國經濟轉向綠色經濟、倒逼中國能源轉向綠色能源、倒逼中國金融轉向綠色金融,倒逼全社會轉向綠色生產方式、綠色生活方式,我認為這是碳達峰碳中和的重要意義。做個比較,碳中和的技術創新可能有一點類似于20年前的互聯網,它是個系統性的創新體系。

因為要實現碳中和,歸根結底要依賴低碳技術、零碳技術、固碳技術還有負碳技術創新。碳中和的金融創新,可能有點類似于30年前的資本市場,因為它需要一個新型的資本市場,那就是碳市場。碳中和的制度創新可能有一點類似于40年前的安徽小崗。

大家知道,改革開放后,只經過短短的32年時間(1978-2010年),中國就超越日本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做對了什么?按照制度經濟學的解釋,依據科斯定理,其中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從安徽小崗村開始,全面啟動了農村分田到戶、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代表的產權改革,就是把土地的經營權確權給了勞動者即農民,就是這樣的一個小小的確權的制度改革、制度創新,極大提高了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了生產效率,讓中國煥發出巨大的土地紅利、人口紅利、資本紅利和制度紅利,毫無疑問,這些紅利為后來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奠定了雄厚的基礎,分田到戶幾年后,中國就解決了當年最大的一個難題,也就是幾億人吃不飽飯的古老大難題。

今天,我們再看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問題,看看碳達峰碳中和問題,包括廣義的環境污染問題,其根源就是因為中國經濟效率過低、能源效率過低、金融效率過低,其本質上都是資源配置效率過低的問題,如何提高效率?也許參考借鑒改革開放初期的分田到戶改革,把環境產權清晰地確權,只要確權了,市場就能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就能低成本、高效率地解決中國的碳中和問題。

習總書記有句至理名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千真萬確,綠水青山確實是金山銀山,但綠水青山不可能自己變成金山銀山,綠水青山如何才能變成金山銀山?這就需要給它進行政策上確權,即明晰環境產權,然后技術上量化,就是把環境資源、生態資源或者說環境效益、環境收益進行量化,最后在碳市場定價,這樣就變成金山銀山了,這其實就是一個資源資產化、資產資本化即市場化配置資源的過程。

另外,從能源角度講,碳中和促進能源轉型,即由煤油氣等化石能源轉向風能光伏新能源,就是以碳基能源走向硅基能源,以化石能源走向可再生能源。從宏觀經濟的角度,是從這種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經濟結構走向低碳經濟,這意味著中國發展要從資源依賴走向技術依賴。根據美國著名戰略學家邁克爾.波特的觀點,國家發展經歷四個階段,即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財富驅動。創新驅動是經濟發展的較高時期,國家競爭優勢將轉向主要依靠企業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更強調依靠知識資本、人力資本和激勵創新制度來提高生產效率,從而驅動經濟發展。

我們目前總體上還處在要素驅動、投資驅動這前面兩個階段,距離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還有一定的距離。這是因為中國過去那種依賴資源投入的方式不可持續。過去我們是依靠投資和出口,現在面臨復雜的國際形勢,不可能再走過去老路。所以,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賀克斌院士近期強調,中國過去40年發展靠的是改革開放,未來40年,即從2021年到2060年,碳中和可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傊?,就像當年的農村分田到戶改革一樣,今天的碳中和戰略,可能會給中國帶來巨大的發展機遇,從某種意義上說,或相當于是改革開放2.0。

經濟學家圈:您對我國實現碳中和碳達峰的目標,對經濟的短期和長期您覺得有什么影響?然后關于綠色金融投資方面,然后您覺得會迎來一個投資的高潮?

梅德文所謂碳達峰,理論上說,二氧化碳排放增量等于經濟增長率減去碳強度降低率,所以說,碳達峰就是經濟增長率曲線和碳強度降幅曲線交叉的那一點。我國2005-2020年間三個“五年計劃”碳強度累計降幅21%、20%和19%,年均4-5%的降幅是發達國家最近30年平均降幅的2倍,因此峰值的本質是經濟潛在增長率降到4-5%區間。碳達峰的統計學意義便是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其背后是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由資源密集型轉化為知識密集型,隨著資源投入的邊際收益不斷降低,碳排放見底,碳中和到來。

展開來說,我們知道,有個所謂的宏觀經濟不可能三角,即“保增長、調結構、防通脹”,這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我們只能選擇其中兩個目標。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我們中國過去更多的是選擇了保增長和防通脹,自然就犧牲了調結構。所以我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調結構,調到現在,30多年過去了,也沒有完成,可見調結構的艱難,這是因為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去年GDP剛破1萬美元,保增長肯定是第一位的,這也是一個路徑依賴的問題,還有就是因為我們工資水平相對較低,增長有限,所以還要控制物價,要保持物價穩定,最后只能犧牲調結構了。

而從某種意義上說,碳中和本質上就是調結構,調整經濟結構、能源結構,甚至金融結構,無論結果還是過程,無論目標還是手段,都需要調結構,從綠色生產到綠色消費到綠色流通,都要確保綠色發展的,只有全生命周期綠色之后才能碳中和。所以說,宏觀經濟不可能三角在碳中和時代就演變成了“經濟增長、綠色供應與物價穩定”,要實現碳中和就必須保持中高速增長和綠色供應,那就意味著帶來物價上漲的潛在風險,這也是央行原周小川行長在內的一批專家屢屢警示的,簡單說就是發展與減排之間面臨兩難的選擇。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主任早在10年前就說過,根據統計,發達國家大約都是在人均GDP在3到4萬美元的時候實現碳達峰,即經濟發展與碳達峰之間是有規律可循的。而中國的人均GDP去年剛剛突破1萬美元,那么經過測算,到2030年碳達峰的時候也就剛過2萬美元,距離發達國家人均GDP3-4萬美元水平還有較大的差距,發展是本,減排是根,這就是發展與減排的兩難。

另據統計,2020年底,我國金融業機構總資產為353.19萬億元。其中,銀行業機構總資產為319.74萬億元,證券業機構總資產為10.15萬億元,保險業機構總資產為23.3萬億元。如果穿透之后,其底層基礎資產,有很大比例都是化石能源資產,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根據美國著名學者杰里米.里夫金的研究,世界化石能源資產可能會在2025年到2030年之間,發生一次大危機,就是化石能源資產會大幅度的貶值縮水,比如說以煤炭為代表的資產,例如煤電,未來違約率可能會很高,其風險敞口很大,未來金融機構也許因此會大大地降低收益,增加風險,這就是中國金融的大風險。這也是需要大力發展綠色金融投資的邏輯所在。這是風險警示,另外,中國人民銀行易綱行長最近強調,中國碳達峰每年需要2.2萬億元的投資,十年共計22萬億元;從碳達峰至碳中和每年需要3.9萬億元投資,30年需要117萬億元投資,碳達峰碳中和兩項合計需要139萬億元投資。這個投資可以促進解決中國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也促進解決中國發展與減碳的兩難矛盾。

經濟學家圈:能源建筑行業這些高耗能的行業,它如何把握這次機遇?如果想實現碳中和還需要哪些創新技術?

梅德文:碳中和的實現,歸根結底依賴兩個創新,一個是技術創新,一個是制度創新。所謂技術創新,簡單說就是開源節流,開源就是發展新能源,就是兩個替代,即在能源供給側用可再生能源或者說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費側用電能替代;節流就是工業節能,提高能源效率,鑒于能源結構與資源稟賦,中國仍然還要長期使用化石能源,提高能源效率,不可或缺,必不可少。

展開來說,碳中和的技術創新可能體現在五個方面,或者說五個路徑:第一,前端能源替代,包括風電、光電、水電、生物質發電等,即供給側新能源替代,需求側電能替代。第二,中端節能減排。第三,末端循環利用。第四,CCUS即碳的捕獲、利用與封存。第五,碳匯。

回顧經濟歷史,我們發現技術創新的背后是一系列的制度創新與制度保障,包括金融制度、財稅制度、法律制度等各種各樣的制度創新與保障,“制度重于技術,制度高于技術,制度先于技術”,這可能是技術創新背后的規律,背后的邏輯,背后的演變。

在此,我們回顧下兩次工業革命的發展歷史,可能大家都知道英國工業革命歷史,但可能不太清楚英國的金融革命歷史,不熟悉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先有英國金融革命,然后才有英國工業革命。

金融革命為工業革命注入資本動力,工業革命不僅僅是技術創新的結果,至少還是金融革命的結果。因為工業革命早期使用的技術創新,大多數在工業革命之前早已有之,但這些技術革命既沒有引來經濟持續增長,也沒有產生工業革命,為什么?因為缺乏大規模、低成本的長期資金的支持,無法實現產業化,終究還是一個小作坊。

套用英國經濟史學家、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約翰.??怂沟挠^點,“工業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因為工業革命興起的新產業,工業原材料成本、研發成本、人力成本、廠房成本、設備成本開支都非常巨大。如果沒有一個大規模的廉價的長期資金支持的話,工業革命是不可能真正發展起來的。

放眼世界,我們再次引用美國著名學者杰里米.里夫金的觀點,他認為目前全世界正處在以風光新能源、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并發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仡櫄v史,每一次全球工業革命都會開啟一輪技術長周期帶動的經濟增長,大約持續60-100年,比較前兩次工業革命,都形成了能源、產業和金融協同創新發展的經濟體系:第一次工業革命,英國形成了“煤+火車+銀行”體系,形成了日不落帝國;第二次工業革命,美國形成了“石油+汽車+資本市場”的體系,形成了美國超級大國;第三次工業革命可能將形成“風光新能源+電動車+碳市場”的體系,各國都在爭奪這一體系的主導權。里夫金認為,中國機會最大!這是因為,在源供給側,中國目前已經擁有世界最大的風光新能源生產體系,2020年風電、光伏新能源裝機總量分別是2.81億、2.53億千瓦,合計5.34億千瓦,而且風光裝機總量2030年要達到12億千瓦。

中國光伏產業具備全產業鏈的競爭優勢,包括上游硅片、中游電池板與下游發電站,都有巨大的優勢,隆基股份去年市值已經超過神華公司,目前市值五千億。在能源傳輸側,中國“長距離、大容量、低損耗”的特高壓電網技術成熟,在世界居于領先地位。在能源消費側,我國的新能源汽車與儲能產業發展迅速,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連續6年穩居世界第一,累計銷售550萬輛,供給、傳輸與消納,或者說生產、流通與與消費,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完美的新能源產業發展閉環。

當然,我上面一直說,制度重于技術,制度先于技術,新能源產業發展,碳中和的實現,離不開金融市場的創新,碳中和需要碳市場創新。如果我們能夠把碳市場做起來,發展成一個新興的金融市場,在碳市場背景之下探索促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那么中國就很有可能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一個長的技術增長周期,全世界碳中和帶來的消費需求,能夠使全世界經濟走出總需求不足的困境。而中國可以借此培養一批新的綠色技術發展,新的綠色產業,穩固新的綠色經濟,從而實現我剛才一再講的就是從資源依賴跨向技術依賴階段。

經濟學家圈:您覺得目前來說我們很多的企業它紛紛去跨界造新能源汽車,然后新能源汽車這個市場它會不會造成一個產能過剩的問題?歐洲很早以前它就做碳交易了,然后但是現在美國因為內部的一些問題,可能包括跟國別的國家的一些政治的問題,它內部有一些斗爭,以歐洲國家來說的話,您覺得他會比我們超前嗎?他們會不會站在一個歷史的高點又回到了歷史高點?

梅德文:當年林毅夫教授和已故的楊小凱教授曾經有過一個著名的爭論,就是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楊小凱認為中國是后發劣勢,林毅夫認為中國是后發優勢。電動車是不是產能過剩的問題,我認為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尚早。因為任何一個新產業新事物的發展,都有個過程,就是從無序走向有序。經濟學還有一個有效市場假說理論,就是說一個完善的市場,它自己能夠自動調整的,在市場經濟它有這樣的功能。為什么大家都來進入電動車產業,那是因為大家都紛紛看到了這個產業的巨大潛力。

我覺得中國發展電動車產業有很多優勢,我們具備技術、政策、成本與市場等很多優勢。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主任的觀點,就是發達國家在發展新能源以及這種新能源產業上,包括電動車,它有沉沒成本、重置成本,而中國沒有。

劉主任講過,根據統計,美國、歐盟與日本在碳達峰時,每千人汽車保有量分別是845輛、423輛,575輛,而中國目前僅有173輛,假定我們要達到400輛的水平,例如423輛,那么它還有200多輛可以直接使用新能源汽車,而發達國家必須達到燃油汽車產品的自然生命周期之后才能夠替換。這就是他們的劣勢,因為他們有沉沒成本與重置成本,同時也是我們的優勢,是中國具備發展新能源以及新能源電動車產業的所謂的成本優勢、市場優勢,當然我們還有技術優勢與政策優勢。

舉例說明,根據去年11月的相關統計,中國比亞迪公司去年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第四大市值的汽車公司,蔚來第六,上汽第十,即去年世界十大市值汽車公司,中國已經占據3席。同時,在電動車領域最重要的相關產業即電池方面,中國鋰離子電池產量世界第一,寧德時代穩居世界首位,目前市值已經達到12000億。再補充一句,就是說不管儲能還是新能源,這里面其實都有一個規律,IT產業有個著名的摩爾定律,經濟學還有一個叫萊特定律,就是說某個產品,如果產量翻一倍的話,那么其成本可以下降15%。在電動車領域里面有這樣的規定,電動車每增加一倍,儲能電池價格會下降28%。當然,我們不能盲目的樂觀,但是我們還是要相信技術的力量,相信創新的力量。中央政治局今年7月30日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會議強調“重點發展新能源汽車、碳中和?!?/span>

經濟學家圈:現在,統一的全國的碳交易的市場已經開市,對這方面來說的話,您對中國未來碳市場有一個什么樣的展望呢?

梅德文碳市場是行之有效的碳定價機制,是解決碳排放外部性的有效經濟手段,可以實現總量控制目標下減排成本最小化,同時有利于經濟高質量增長。碳市場制度可能是破解中國發展與減碳兩難矛盾,促進中國能源、產業和金融結構調整的有效工具。借助市場的力量推動碳達峰、碳中和,碳市場是一個選項,它能夠低成本高效率地提升經濟效能、能源效率和資金效率。

一方面,通過碳市場的激勵機制,鼓勵新能源產業或非化石能源產業的發展,激勵減排的正外部性問題;另一方面,通過碳市場的約束機制,抑制化石能源產業,解決碳排放的負外部性問題。毫無疑問,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的目標,必然需要大量投資,無論電力、交通等行業的碳減排,還是發展新科技,都需要新的投資。

國際新能源組織IRENA認為全世界碳中和的投資需要131億萬億美元,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測算說,如果按照中國在全世界碳排放的占比(29%左右),按照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那么測算出中國碳中和的投資需要283萬億人民幣左右,周小川進一步提出,能否吸引這么多的投資,這么多的投資要引導好、激勵好,不釀成大虧空,顯然是大事、難事。大量的投資不可能憑空而來,也不會憑號召就實現,每項投資都需要導向,需要算賬,而算賬必須有依據,需要一個有效的碳價格信號。毋庸置疑,碳市場可以提供這樣一個信號。

前文說到,回顧歷史,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金融支持主要是銀行,靠債權融資;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金融支持,更多的是靠資本市場,靠股權融資;那么現在第三次工業革命,靠什么金融支持?當然離不開銀行與資本市場,但這是不夠的,還需要增加一個新型金融市場,那就是碳市場。

所以說,為了實現碳中和,我們需要多從金融的角度來思考碳中和問題,有個觀點叫“交易先于制度”,碳市場應該在嚴格監管的前提下鼓勵審慎創新,我剛才一直引用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怂沟挠^點,那就是英國金融革命早于工業革命,“工業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

綜上所述,為了低成本、高效率地實現碳中和,我國必須建設一個有效性、流動性、穩定性的且具備廣度、深度與彈性的碳市場,這需要三個條件,簡單說,就是三個關鍵詞——“立法、量化、定價”。

首先,立法代表了全社會的意志,通過嚴格的立法確定減排總量和配額分配方法,建立嚴格的配套政策體系,是發現真實碳價的第一步。其次,量化和披露。嚴謹量化和披露是實現社會成本的保障,也是開展透明和包容監管的前提。對各個行業的排放數據進行核查,運用現代物流網和區塊鏈技術實現更加低成本的核算量化,建立更加科學透明的數據支撐體系。最后,定價。需要吸納更加多元化、規?;膮⑴c主體,多元化的市場主體是指數量足夠多的,具有不同風險偏好、不同預期、不同信息來源的市場主體,只有主體多元化,才能形成公允的均衡價格。同時要推出更加市場化與金融化的產品,以滿足信用轉換、期限轉換、流動性轉換等市場基本功能,還需要更加透明化和包容性的監管以促進嚴肅定價。

展開來說,碳市場建設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回顧中國碳市場歷史,我們已經經歷了兩個階段,剛好是兩個七年,“七年之癢”,第一階段是2005-2012年,整整七年的CDM即清潔發展機制階段;第二個階段是2013-2020年,又是整整七年的區域試點階段;今年是全國碳市場的元年,全國碳市場可能將處于較長的完善期,即要完善全國碳現貨市場建設,估計也需要七八年,也就是說從2021年至2028年左右,可能是全國碳現貨市場階段。展望未來,王康等專家認為,全國碳市場的擴容與產品的完善將同步進行。隨著時間的推移,全國碳市場將逐步克服其弱點。

十四五期間,石化、化工、建材、鋼鐵、有色、造紙、航空這七大行業有序納入,配額總量有望擴容至70-80億噸/年,納入企業將達到7000-8000家,按照當前碳價水平,未來全國碳市場總資產將有望達到4000-5000億元。

隨著控排企業節能減排意識和碳資產管理意識普遍增強,隨著企業碳管理體系和專業人才隊伍的完善,碳資產將不再僅用于履約,通過金融創新盤活存量碳資產的需求更加旺盛,包括碳遠期、碳互換、碳期權、碳租賃、碳債券、碳資產證券化和碳基金等金融服務將逐步完善。未來,專業碳資產公司、金融機構、個人投資者將可能有序進入碳交易市場,促進碳市場參與主體更加多元,資金聚集效果更加明顯,市場逐步活躍從而形成穩定的正向循環。

經濟學家圈:請您談一談碳市場碳交易方面的問題。您是怎么看待全球碳市場?

梅德文:德國總理默克爾呼吁制定全球統一的碳定價體系,問題是目前全球碳市場價格差距過大。歐洲目前是50-60歐元,中國碳交易試點的平均價格24元人民幣,現在全國碳市場的平均價格大約50多元人民幣,從7月16日開市至7月30日一共11 個交易日,全國碳排放配額即CEA累計成交量595.19萬噸,累計成交額2.99億元,平均價格50元。不管從哪個方面,從國際關系、大國外交、國際貿易、應對碳邊境調節稅,從各方面講的話,未來全球碳市場可能會一體化,全世界的碳定價總有一天會趨同,只是時間問題。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王信局長認為,廣義的碳金融市場應該包括綠色金融市場,碳金融市場包括碳市場、電力市場和綠色金融市場,而且碳金融市場的發展與人民幣國際化之間有望形成良性互動。王信局長說下一階段他認為需要做好人民幣國際化與碳交易市場的良性互動。他強調:“第一,所謂建立好綠色低碳循環發展體系。第二完善碳金融市場的建設,就是發展碳金融。第三就是提升碳金融市場的國際水平。第四,穩步推進資本賬戶資本這個賬戶可兌換。第五最重要增加對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綠色低碳項目,人民幣計價結算的直接投資,通過一帶一路地區一帶一路項目促進實現人民幣國際化?!?/span>

說到碳市場與人民幣國際化,我們想到國際金融理論之中經典的“蒙代爾——克魯格曼不可能三角”,也就是在“匯率穩定、獨立貨幣政策和資本自由流動”三個變量中,一個國家只能選擇兩個目標。這個理論在碳市場也許同樣有效。長期來看,由于氣候變化的全球外部性,碳排放權天然具有國際自由流動的屬性,如果要保持國內的碳中和產業優勢和低碳政策獨立,則碳價一定會向國際碳市場趨平。目前歐盟、美國、韓國的碳價都遠遠高于中國碳價,按照目前價格對比,歐洲度電碳價大約是中國度電碳價的十倍。

有專家認為,中國碳市場以當前的價格水平很難起到資源配置、價格發現與風險管理的作用,無法成為碳達峰、碳中和過程中的有效市場機制。長遠看,中國碳價必然要打破目前的低估狀態。因為隨著資本市場開放和全方位引進外資,外資也會進入中國碳市場,若干年之后,NDC即國家自主貢獻相關制度日趨公平合理,國內外巨大的碳價差異會產生巨大的套利空間,一旦存在套利,價格差就會消除,這是一價定律、要素價格趨同理論等經濟規律在碳市場的使然。

另外,今年3月,歐洲議會通過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的決議,計劃征收碳關稅。一旦2023年以后碳關稅正式啟動實施,歐盟將對進口商品的含碳量進行征稅?;跉W洲碳價與他國或者地區碳價的差值計算碳關稅的機理,國際碳市場有望在未來實現逐步連通、各國與地區的碳價有望走向趨同,這也會促使我國的碳價上漲。

據悉,今年7月19日,《紐約時報》報道稱,美國民主黨將于近期公布一項計劃,根據該計劃,美國將設立一項新的“碳邊境稅”,旨在“對來自中國和其他沒有顯著減少其產生的全球變暖污染的國家的進口征稅”。初步預計,美國民主黨的該提案如果得到美國國會支持并實施,每年將給美國增加160億美元的邊境稅收。民主黨該提案內容最核心、并且對中國最為不利的因素在于:其征收參考標準是進口產品原生產國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而不是以人均碳排放作為統計維度?!袊斍笆侨蜃畲蟮臏厥覛怏w排放國,盡管中國人均碳排放僅為美國人均碳排放的一半左右。

故此,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韓立群研究員認為,從長遠看,如果全球氣候治理的基本框架和規則因為發達國家的碳關稅政策出現調整,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中國的減排工作。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統計,目前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全球減排的絕對量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中國來承擔。中國已經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對中國這樣一個經濟、社會仍處在高速發展的國家來說,完成這項工作的難度要遠遠超過大多數發達經濟體。

未來40年,中國經濟將經歷一條非常陡峭的減排路徑。發達國家碳關稅等舉措的實施,相當于給中國這條陡峭的路徑上再增加一些障礙,要求中國在更加嚴格的排放約束條件下實現發展,用更短的時間來適應更大的變化。中國要實現各項國家發展目標,就必須在更為嚴格的環境中繼續保持競爭力的上升趨勢,何以解憂?唯有循序漸進地建設更加市場化、更加金融化與更加國際化的碳市場。

據說,硅谷有句名言:“人們總是高估一個新技術新事物的短期影響力,而低估它的長期影響力”。也許,碳市場就是這樣一個新事物!


文章來源:經濟學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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